■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渺

在西北一所職業學校任教的第二年，語文老師陸千一經歷了這樣一幕。

那是個平常的晚上，她在女生宿舍和幾個學生聊天。話題滑到了“為什么有些人能上好高中，有些人不能”，又聊到了“教育資源”。一個女生說：“本來只是以為我自己不努力，應該怪我自己。但要是不知道該怪誰了，那就還不如是因為我不努力。”她說完，自己也笑了，其他女生也跟著笑，仿佛“只是有人說了句玩笑話”。

但陸千一感覺，在這個很輕松的環境里，好像有什么東西沉了一下。她看著那個女生，記住了這個瞬間。

這位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生，在職業院校執教兩年里，與200余名學生深度交流，最終篩選出12位受訪者。她收集了許多類似的瞬間，最終將它們收進了一本書里。書名叫《我是職校生》，2025年10月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書中12個主要章節，是12位職校生講述自己的故事。書出版后，在豆瓣上獲得了8.7分，評論超過4000條，被媒體評價為“為沉默的群體提供了話筒”“為公眾打開了一扇理解職業教育與職校青年的窗口”。

前不久，在這本書的分享會上，陸千一與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田志磊一起聊何為良好的職業教育，乃至何為良好的教育，即更大程度的教育公平如何得以實現。“這本書讓我‘看到’了這些學生。”田志磊說。

讓學生發出自己的聲音

陸千一還記得自己第一次站上講臺的樣子。

“像個特別社恐的學生。”她這樣描述，“上課經常講一半就‘死機’了，不知道自己要講點啥。”

她試過課本，試過余華、卡夫卡，效果都不太好。直到她開始放電影，和學生討論新媒體上的文章，從一次班級吵架聊到敏感的社會話題，課堂氣氛才慢慢活過來。

她在網上寫這些教學片段，文字細膩，有人愛看。直到有一天，一個學生留言問她：“寫這個干啥？”

“很受打擊。”陸千一說。更深的觸動來自一位師姐的提醒：“她覺得我怎么一直在觀察我的學生。”

“觀察”這個詞懸在那里，陸千一停了下來，她意識到自己可能一直帶著某種距離感。“覺得自己站在一個特別安全的地方，然后去評論別人，這個其實有點傲慢。”于是她決定，把敘述的主體換一換。

她選擇了第一人稱口述史，設計采訪提綱，考慮城鄉生源比例，尋找那些“自己愿意講”的學生。她有200多個學生，與其中20多個深聊，每次采訪都長達數小時。最終的成稿呈現了12個人的故事，陸千一的個人定位也從“作者”轉變為“整理者”。“大部分文章，我的工作主要是整理潤色，盡量保留他們的語言質感。”比如一個四川學生，文中混雜了方言詞匯，她選擇了保留。

“我想盡可能讓學生發出自己的聲音，那一定要選擇他們的語言，雖然后面經過了我的整理潤色，但是第一人稱是不可改變的。”她將這項工作視為“傳聲”。

話筒就這樣交了出去。

陳楷夫的故事跟夢想更貼近，他想成為一個“偉大”的工人，但周遭總有“不好好學習就去當工人”的論調。在這矛盾的認知之間，他為自己勾勒了一個獨特的未來圖景：在奶奶家空曠的院子里，安放一臺機床，旁邊擺上琴。“每天彈彈琴，加工加工自己想做的零件。”他也喜歡機車，夢想著能親手制作或修理摩托車的零件。

林初一的故事是關于“尋找”，他覺得有人適合學習，有人不適合，“可能有些人就適合打工”。他沒有找到適合自己做的事，但“還在想辦法努力地找”。

張懷君則是講了一個關于電競夢的故事。初中時，這個年輕人游戲打得好，去了一家俱樂部。他15歲的時候，新規出來，俱樂部解散了青訓隊。電競夢斷了，張懷君進了職校，“管理相當嚴格”，他更沒時間摸一摸電競鍵盤了，干脆就徹底換了賽道。后來他專升本成功，學機械設計。

一個又一個的故事被記錄下來，作為記錄者，陸千一決定把自己藏在那些聲音后面。

“我沒有什么資格去看見誰，我只是做一個傳聲的工作就可以了。”她說。

反復強調“看見”和“感受”

在《我是職校生》中，葉冰的聲音清晰而平靜。她并非陸千一授課班級的學生，而是通過其他同學相識。起初，吸引她的是陸千一身上那道“北大畢業”的光環。

“因為我們學校很少有北大清華來的老師。”她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

熟絡起來的過程很日常，一起吃飯，節日聚會，陸老師的一位“比較擅長英語”的朋友在課余開課，她也去聽。這種相處沒有距離，“走在路上她會挽著你的胳膊，感覺很自然”。正是這種朋友般的親切感，讓她愿意對著采訪話筒，對陸千一坦陳自己那些關于“人生道路”的感慨。

“我從小好像被灌輸了一種思想：別人家的小孩有兩次機會，我只有一次。”葉冰的自述提到，她中考差了幾分，只能上中專。

但當她和記者再次聊起過往，那種被困住的感觸已然松動。“沒有了”，她說，“因為當時我還沒接觸更多人和事。”

改變發生在離開校園之后，中專畢業、打工、專升本成功、成年與經濟獨立，給她帶來了新的視角。但她說，如果今天再向陸老師講述自己，故事依然會是原來那樣，“無需修改”。對她而言，那并非一段需要被重新詮釋的過去，而是她坦然接納的、曾經真實的成長片段。

“我沒有那種擔心別人會怎么看我的想法，到現在，我也會大方地告訴別人我是專科生。”對她來說，重要的不是標簽，而是“事實”，是那個不斷尋求“更好”的自己。

對陸千一而言，兩年多的相處與記錄，最終的收獲遠非一本成書。她強調，自己從學生身上學到最重要的事，是“人與人平等交往的能力”和“被尊重”的感覺。

她描述與一位已在上海工作的學生吃飯的場景。他們聊不下去的話題就自然跳過，聊得來的就多聊一會兒。這種交往，基于“具體的人的感受”，而非虛空的觀點交換或身份標簽。

但她對來自外界的、對這本書的“關注”，感受已經有些微妙。她并不認同諸如“對抗”之類的刻板標簽，反復強調“看見”和“感受”。

她最終又感慨：“人們會對社會議題產生關注，但或許真正關注的是自己。‘看見’社會問題時付出的感動和關注，其實是感動了自己，對議題本身并無幫助。”

對于教育相關的話題，陸千一實則一直很感興趣。她從初中就嘗試寫過討論城鄉關系的小說。大約十三四歲的時候，她構思了一個故事，用筆在一個本子上寫了下來。

“寫了一個農村年輕人背井離鄉去大城市打拼。”她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回憶，“當時是半想象狀態，非常意識流，主人公剛開始心懷理想，之后理想破滅，最終跟他的祖輩和解，差不多就是這樣。”

多年后她自己再看到這篇手稿，也覺得驚奇，“當時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意識，為什么會寫這么沉重的底色”。

什么是好的職業教育

訪談的過程中，陸千一遇到過遠比她少年手稿更沉重的故事。

她記得一位學生的作文。前半部分寫離家時，爺爺奶奶互相攙扶著，給他塞了幾百元錢。他走了很久的山路，才坐上縣城的車。

后半部分寫學校飯不好吃，他寫道：“剛開始覺得難受，但一想住的地方還不錯”；“轉念一想每天都有熱乎乎的飯就已經很好了”。

“他思考問題的邏輯是倒著的。”陸千一對記者分析。她發現這個學生“閾值”可以隨時降低。不能出宿舍就不出，飯不能選也沒事，有吃的就行，總比吃泡面好。“他會不斷向下比較，來讓自己獲得安慰和滿足。”

這種“倒著的”邏輯，與陸千一自己的思維慣性截然相反。“如果是我的話，我會爭取更多的權利。”她說。但在這位學生的世界里，爭取更高的期待是一種奢侈，而隨時調低期望、在有限的條件下尋找慰藉，則是一種生存的本能。

作文的最后，學生寫到了陸千一本人：“那是我們老師，很年輕，大家都叫她姐，她經常來宿舍看我們，我特別開心，大家都去找她聊天，但我不敢去，因為我社恐。”

這頁作文紙，像一道微小的裂隙，讓陸千一“看見”他們。

從少年時在紙上勾勒“農村年輕人”的理想破滅與和解，到數年后在真實的作文里，觸摸到真實的人的生存策略，那條連接想象與現實的線，終于變得無比清晰，也無比具體。

陸千一還有一個學生，“不服管”，經常翻墻出學校，一出去就是十幾天。后來陸千一才知道，他很早就開始做生意，覺得“讀書沒什么用，不如學個手藝或做個生意”。

“教育既要讓孩子們能應對眼前的挑戰。”田志磊說，“也要讓他們能暢想詩和遠方。如何實現這兩者的平衡？如果只有遠方，孩子們可能連基本的工作都找不到；如果只有眼前的就業，一旦社會變化，他們就會難以應對。但是，優秀學生都選擇升學，這不是職業教育該有的樣子。”

學生們用腳投票，比如張懷君選擇了專升本，因為大專畢業“大多在一線工作崗位”，而本科畢業“薪資至少會直觀提升”。陸千一也在教學中感受到這種拉扯，企業來的專業課老師，覺得升學與好工作“似乎有些相互排斥”。

“時代在變化，未來的崗位正在被AI和機器人重塑。給孩子提供什么樣的職業教育，需要重新思考了。”田志磊說。

對那個不服管的學生，陸千一沒強迫他改變，只是說：“如果要出去，得告訴我去哪，要保證安全。”慢慢地，那個學生開始去上一些專業課。“不知道能不能學到東西”，陸千一說，“但有去上一些。”

這個故事打動了田志磊：“無論職業教育怎么變，像千一老師這樣尊重孩子的生命力、給予其可能性，是好的職業教育不變的事。”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張懷君、葉冰、陳楷夫、林初一為化名）